107：8，一组悬殊的终场比分，让一场原本很不起眼的篮球比赛，引来了球迷乃至圈外的注意。
这是发生在3月4日，全国U14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北区首个比赛日的一场“较量”，对阵双方是大庆体校与黑龙江U14。全场仅拿到8分的，是黑龙江U14队。
挂着省字头的球队，被省内一个体校队伍大比分击败，自然会招致球迷质疑：这样的比赛究竟有锻炼价值吗？
参与到本次办赛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懒熊体育，年龄段太小或许是主要原因。根据竞赛规程，单只球队只允许不超过两位2010年出生的球员报名，也就是说球员基本以12-13岁为主。一方面，很多球队该年龄段球员数量不够，或者干脆没有队伍，比如CBA青岛国信海天U14就是与青岛本地一家青少年俱乐部联合组队。但又存在代打的情况，一些队伍从其它省份借调球员参赛，导致部分球队的实力存在较大差距。
不过，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在2023年10月接受央视专访时曾提到，据统计，去年亚运会前，各年龄段500多场U系列赛事中，胜负差距在21分以上的比赛占45%。可见目前而言，该项比赛竞争性的确有所不足。
U系列全国联赛涵盖U14、U15、U17、U19、U21五个年龄段，允许教育系统内的学校校队，体育系统内的各省专业队、体校队伍和篮球学校，以及职业俱乐部梯队参赛。名义上看，这一兼容教育、体育和职业多方队伍共同参与的赛事，算得上国内最顶级的青少年比赛了。
“U系列的比赛是很有必要的，北方南方各个层面、各个风格的队伍，从预赛打到决赛。”淄博体校的王颖教练告诉懒熊体育，2023年上半年，自己的球队主要打了六项赛事，其中就包括全国U14预决赛及U15预决赛四项。今年，U系列赛事中六战全胜的山东U14，便是根据山东省篮管中心安排，由淄博出球员参加。对他而言，U系列是锻炼队伍的重要平台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王颖是CBA当红新星杨瀚森在淄博体校的启蒙教练。代表青岛国信征战CBA之前，杨瀚森同样参加过U系列赛事。可以说，当这样一项全国性质的青少年赛事仍呈现出胜负分差大、竞争力不足的现象，问题一定不只出在比赛本身。
这从参赛名额认定便能窥见一斑。部分球队需要拿到省内赛事前三名，才有资格经相关单位推荐参赛；但计划单列市和篮球学校可以单独报名；还有能够直接获取参赛名额的队伍，比如职业俱乐部梯队，或者类似黑龙江U14这样的省代表队。究其原因，是缺乏配套地方性赛事作为选拔队伍的依据，使得参与全国赛的球队入围方式不一、水平参差不齐。
因此，当今年3月初再次接受央视采访，被问到中国篮球缺什么，姚明首先提及的，是青少年赛事体系。“假设有一个孩子在村BA打球，我们能不能通过赛事体系把他发掘出来，找到他，或者至少知道他？”姚明同时表示：“根据我们的统计，篮球现在是最受青少年欢迎的运动之一，我觉得我们绝对不差基础。”
2021年，中国篮协发布过一份《中国篮球运动发展报告》，其中提到国内一般篮球人口数量达到1.25亿。一边是过亿的参与人数，一边是既缺赛事又缺队伍和球员的现状，在U系列“是否有锻炼价值”的质疑背后，在姚明潜台词里，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——青训，也即后备人才培养。
体校，勉强坚守的神经末梢
根据《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国内球员基础信息白皮书》，本赛季CBA共354名注册国内球员中，有265人来自CBA俱乐部青训。自推行选秀以来，这是CBA俱乐部青年队出身的球员占比，首次跌破80%。俱乐部青训无疑是职业联赛最主要的后备人才培养渠道。
实际上，CBA或NBL俱乐部梯队，往往并非年轻球员开启篮球生涯的第一站。各级体校和篮球学校会在更小年龄段为球员进行启蒙培训。比如杨瀚森之于淄博体校，崔永熙之于东莞篮球学校。较长一段时间内，体校是国内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真正的神经末梢。
1955年，国家体委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地试办少年业余体育学校，自此逐渐形成了我国从基层业余体校、到省市体工队和重点体校、再到国家队的三级训练网络。从成绩上看，该模式下的中国男篮多次进入世界大赛八强，稳固着男篮的亚洲霸主地位；从体系上看，则奠定了延续至今的后备人才培养基础。
三级训练网模式的成功，实质是举国体制资源集中带来的成功。“奥运战略”和“全运战略”指引下，由国家和各级政府统一供给配置人力、财力和物质资源，形成目标清晰、全面选材、集中训练、统一管理的竞争优势。体育运动在此种模式里，与其说是运动，其实是一个个的争金项目。问题在于，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那些难以为金牌目标服务的项目就面临“下车”危机。
1980年代，国家体委确立了优先发展多个重点项目的奥运战略，投入大、产出低、见效慢的篮球项目逐渐被边缘化。杨毅于自己播客中提出“大球是30多年前被放弃的项目”，正是指涉这一过程。根据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唐建倦在《中国竞技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创新》一书中的说法，许多省市取消篮球专业队和青年队，接受业余训练的青少年篮球运动员数量急剧下降，参加全国青年篮球联赛的男女队伍总数从1984年的80支，到1999年已经缩减为38支。另有数据显示，开展篮球项目的业余体校数量从80年代初期的396所下降到90年代初期的141所。
专业队裁撤、体校式微，三级训练网模式被打破，篮球项目需要建立新的青训方式。随着职业化改革和CBA成立，职业青训应运而生。但是，职业青训并没能根本上解决选材培养问题。CBA联赛规定俱乐部必须配备青年队，俱乐部过往的普遍做法，是从体校挑选苗子，培养一段时间后输送至一线队。不难发现，俱乐部青训类似原有省市专业队模式的变体，仍旧依赖体校和篮球学校供给球员。
然而，作为中国篮球青训的神经末梢，传统体校如今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挑战。首先便是生源流失严重。
一位市级体校的教练员向懒熊体育介绍：“学校那块只要成绩好一点，好的孩子就不会愿意到体校来，包括省一级的体校现在生存都很困难”。他表示因为自己日常管理严格，对文化课学习抓得也紧，所在的篮球项目平均每年会招10-20个孩子，即便如此，想把全市优秀的篮球苗子都选体校来是很难的。
生源流失的情况下，资金也掣肘着体校的培养计划。2013年冬天，该教练曾在本市组织当地的一些队伍打循环赛，一个冬天下来，他觉得球员进步非常明显。但由于缺乏经费支持，这种方式没能维持下来。在南方，根据2023年《东莞篮球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质量报告》，这所培养出崔永熙、廖三宁等现役国手的篮球学校，2022-2023学年从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获取的各项经费总额为335万元。作为一个并不合适的对比，打进2023年NCAA疯三决赛的康涅狄格大学，赛季支出为2485万美元，赛季门票收入超过400万美元。
▲崔永熙、廖三宁携手出战二青会。
球员成长需要大量参加比赛，参赛就得花钱。以U系列赛事为例，2023年，一项比赛的参赛时间为9天左右，每天食宿费标准为240元，加上往返路费，外出参加一次比赛的费用在3000-4000元。况且，球员一年很可能不只打一项比赛。一位基层教练介绍称：“地市经济条件好一点，可以拿到财政拨款，如果差一点，只能运动员自费。”
培养一名运动员的高额投入，不仅是体校独有的问题，但从家长的角度来看，高投入不仅希望高回报，更需要低风险。
招生问题，本质上是就业问题。“为什么以前有些运动员工龄从10来岁算起，因为原来少体校也是有编制的，达成条件就可以拿工资。”唐建倦告诉懒熊体育，人事制度改革后，传统体校失去体制优势，又因为文化教育比不上普通学校，所以普遍面临招生问题。对于家长和学生，上体校练篮球某种程度上就是赌博，一旦没能成为职业运动员，将面临尴尬的就业处境。
进校园，红蓝药丸的抉择？
面对体校衰落，中国篮球的管理者并非无动于衷。
从1990年代开始，篮管中心和中国篮协针对后备人才培养出台过一系列举措，比如举办全国性的多级别青少年赛事、建立多所篮球学校、遴选篮球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等，试图从办赛、办学等多方面着手改进。U系列赛事得以创建，培养出周琦的阜新篮球学校也是这期间挂牌成立的。
只是这些措施无法根本上解决体校和后备人才培养所面临的问题，中国篮球需要打通另外一条输血管道，也即容纳着最广泛青少年群体的校园。
长期以来，教育系统和篮球培养体系并不畅通。从2005年到2015年CBA开启选秀前的十个赛季里，仅有16名CUBAL球员进入CBA。虽然不乏球员在初高中阶段被CBA俱乐部看中并提早进入职业梯队，但也只是个例。这至少带来两种深远影响，一是在体校接受篮球培训的孩子，缺乏常规文化教育的环境；二是绝大部分中国孩子都在校园里接受义务教育，他们被拦在了职业体育的大门之外。
1987年，国家教委发布《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》，并在全国51所高校试行“半读半训”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。这开创了体教结合、后称“体教融合”的可能性。
“我曾拜访龚培山老先生，他就讲体教结合为主，最后把人才培养放到学校这个途径来夯实。”唐建倦提到：“高校原本就没有培养篮球人才的职能，或者说没有发挥出这样的功能，CUBA刚开始搞的时候，效果也挺好，就想这个可能还是有希望。”
高校高水平招生办法施行十余年后，1998年，耐高联赛和CUBA等校园赛事相继推出。而直到近年来，随着CUBA更名CUBAL、耐高和CHBL合并办赛、中国初中篮球联赛连续举办到第四年，以及小篮球的推广，一个横跨小学、初高中和大学的赛事体系才开始轮廓分明。
2015年，随着CBA开启选秀，学生球员通往职业联赛的渠道终于被打通，大学生球员比例增加。截至本赛季，共有75名CUBAL球员被CBA球队选中或签约。校园赛事体系和球员上升通道的建立，不仅改变着体校与初高中、职业梯队与大学之间的招生话语权，也让校园篮球发展获得了底气。
▲当选CBA选秀大会状元后不久，陈国豪随队出战2023成都大运会。
今年2月24日，第26届CUBAL揭幕战开打。揭幕战上，成军第二年的东南大学男篮令人印象深刻。相比去年排名江苏赛区基层赛倒数第二，本赛季球队一路打进了基层赛决赛。这支队伍以大一新人为主要轮换，他们多毕业自篮球强校南京九中，其中一些还曾是江苏省少年队的球员。
“祝子轩、赵刘其政他们两个有职业队看上，而且还不止一只，当时选择权其实在他们手里面。但是他们愿意跟随我去东南大学。”谈起球员为何选择这支崭新的学校球队，东南大学男篮主教练龚毅告诉懒熊体育，自己曾执教过这些球员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现在家长很明确，会优先考虑能否拿到一个好的大学文凭，在此基础上再寻求成为职业球员的可能。
“因为我们都是职业队出来的，职业有它的好处，就是从小进行专项化训练；也有它的弊端，其实大多数孩子打不出来。那么你从小缺失文化培养的话，以后走上社会就是个短板。”龚毅认为，学生运动员，首先是学生。以东南大学为例，球队训练时间基本要与球员的上课时间错开，教练员对球员的文化成绩也会有所要求：“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都过了英语四六级。大学的孩子参加选秀也只是少数，所以不可能不让孩子学文化。”
不过，对于有天赋的球员，也存在“上大学就耽误四年”的说法。《体教融合：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转化与创新》一文作者认为：普通高校在运动训练方面存在体育场馆设施不全、高水平教练员缺乏、科研保障能力低下、经费投入较少等问题，事实上难以保障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训练需求。
对此，龚毅也表示认同：“只讲整体不谈其他的，职业梯队教练现在的水平肯定比大学教练的整体水平要高。有的大学训练水平低，有的大学训练水平高，那么他的人才培养相对而言会有落差。”
“基层的体育老师一般都是边缘化的。”唐建倦认为，如果不是成绩特别好或者有特色项目的学校，体育老师得到的支持会非常小；此外，高校学术化的职称评审制度与竞赛项目的教练员之间也存在错位。资源支持和个人待遇等方面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，自然会影响校园层面教练员水平的提升。
好在这并非不可解决。“包括现在国家也在出文件，学校可以有教练岗位，不需要按照学术论文来评职称，而是按照训练比赛的水平。关键还得是学校愿不愿意在这方面去投入。”龚毅提到，随着CUBAL比赛质量和社会关注度的提升，越来越多退役运动员愿意去大学执教，大学教练的水平在逐步提高，球队质量也在提高。
▲东南大学球员赵刘其政。
一个最近的例子，是刚刚结束的中国篮球发展联赛第三阶段比赛中，受邀参赛的重庆文理大学就连续击败了三支CBA俱乐部的预备队，拿下该站第一名。随着校园篮球水平的提高，近些年，CBA俱乐部梯队与学校的合作变得愈发紧密，据了解，广东宏远华南虎、浙江广厦等球队便会将梯队球员直接安排在当地的篮球强校，同时兼顾学习和训练。
锻炼，升学，篮球的意义
最近，姚明在《传奇面对面》节目中提到，“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中，我们失去了一条特别重要的管道——八一队。中国篮球现在的低谷，在某种程度上是八一队的衰落造成的。”他同时表示，人才高度是由金字塔宽度堆积出来的，而大学可以为中国篮球提供一条非常广泛的人才输送管道。“现在我们可以把学校的体系想象成一个新的八一队的方式。”
八一队体系的衰落，正是体校和专业队模式辉煌不再的象征。当中国篮球的后备人才培养失去一条腿，校园是否可以视作中国篮球新的义肢，或许还需要时间验证。
从好的方面来看，当下，中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似乎走向了传统体制、校园、职业青训、留洋乃至市场化培训多元方式并存的局面。可另一方面，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孟庆延在播客《东腔西调》里指出：球员职业选择上多了一条路径，当然是一种进步，但也会带来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所谓的青黄不接。现状是，传统体校培养遭遇人才流失，校园渠道则面临师资保障不足的问题。
“但我们发展篮球基础人口，就是纯粹为了提高竞技成绩？也不一定是这样。”在唐建倦看来，比起建立后备人才培养渠道，普及体育文化也同样重要。
放飞梦想篮球的马教练很早就开始上传篮球教学视频到短视频平台，目前在抖音拥有20万粉丝。与此同时，他在山东淄博创建了篮球训练营。他告诉懒熊体育，2010年刚开始做篮球培训时，招过来的孩子基本上是出于家长或者学员兴趣使然，而现在，大部分家长花钱送孩子练习篮球，是为了让孩子们增加体育锻炼。
在放飞梦想训练营，更高阶的比赛班设有U6到U11多个年龄段，有一百多名小球员，而大众班的孩子，则超过4000人。“家长还是希望孩子在学习以外，有一个体育项目可以选择。篮球又是一个团队项目，通过篮球结交一帮朋友，感受团队带来的快乐，同时增加体质。”马教练说。
远在西北，宁夏篮球联合会副秘书长白子焱提供了不同的观察：“宁夏尤其南部地区的一些孩子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即便考大学，可能在文化课上面并不占优势。我们宁夏的很多家长，不认为孩子真的能够去打职业的，但是他们绝对相信，我的孩子通过打篮球能够上大学。”
在没有职业球队的宁夏地区，基层篮球发展出不一样的特点，简而言之就是充分借助社会力量，让更多孩子参与到篮球这项运动中来。
在赛事层面，白子焱介绍称，宁夏篮球联合会从2015年开始着力培养青少年篮球，一是搭建从县到市，再到省级递进式的青少年赛事；二是大力发展基层村赛。“每年冬季，宁夏本身就有村村打比赛的传统，我们的初中生会跟成年人同场，这个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。”白子焱说，“我们有一个数据，就是宁夏的年轻球员如果能够认认真真打球的话，他一年能够打将近上百场。”
而在训练提升层面，市场化的培训机构被引入进来，作为学校的人才储备点，平时为学生提供更专业化的篮球培训。通过训练比赛发掘出的优秀球员，可以在升学时输送到当地的篮球名校，最后凭借篮球特长进入大学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基层篮球体系的完善，自然会反哺职业篮球。本赛季，南京同曦一线队注册球员王彦凯便曾就读于宁夏石嘴山光明中学。2004年出生的他如果能代表球队登场，将成为近十年首位站上CBA赛场的宁夏籍球员。
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家长看重的人格教育功能，还是西部地区小球员们所期望的改变人生的可能，篮球的社会属性都优先于它的体育属性而存在。
“我自己喜欢玩，想把水平提高，最后跟国家需要能够目标一致，那就更好了是吧？如果都是这样的文化，中国篮球就才有希望。”唐建倦说。
